遗体捐献者：医学院校的“无语良师”

　　清明节放假前，大连医科大学（简称大医）临床医学专业的几名学生自发来到学校解剖学实验室，为解剖课的“无语良师”——大体标本献上菊花，表达感谢和追思。

　　医学上，用于教学和研究的遗体又被尊称为“大体老师”等。对于医学生来说，这些“无语良师”不只是失去生命、可供学习的对象，还是一位位承载着许多故事、令人敬重的老师。

　　捐献遗体用于研究，是因为不想让更多的人承受和自己一样的痛苦

　　2015年，大医接收了第255名遗体捐献志愿者遗体，这也是首例用于科研的遗体捐献。

　　捐献者是大连理工大学一位姓赵的离休女教授，2002年确诊为帕金森症，深受病痛折磨。为帮助医学研究人员探索帕金森症的治疗方法，老人决定在去世后将生前所有病历资料和全部组织器官捐献给医学院校，专门用于帕金森症的相关科学研究。

　　经过查询，捐赠者家属联系上了我国帕金森症研究领域著名专家、辽宁省神经系统重大疾病发病机制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乐卫东教授。2013年2月，老人与大医遗体和器官捐赠中心签署了捐赠协议。之后，乐卫东教授带领实验人员多次来到捐赠志愿者家中采取血样、测量数据等，留存了宝贵的科研资料。

　　2015年10月11日凌晨，老人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按照老人生前意愿，家属将老人的遗体捐献给大医用于对帕金森症的科学研究。陪伴母亲度过了人生最后旅程的女儿说，母亲得这个病太痛苦了，捐献遗体用于研究，是因为她不想让更多的人承受和自己一样的痛苦。

　　在解剖馆里，师生共同回顾了老人的人生经历，并向老人遗体鞠躬默哀，表达了缅怀和敬意。然后，学校按照遗体捐献相关程序，进行系统病理学解剖、取样、列入临床组织标本库等，完成了老人将遗体用于科学研究的夙愿。临床医学专业2013级两个班的学生进行了教学观摩。同学们深受感动，纷纷表示，这不仅是一堂终生难忘的病理解剖课，更是一堂深刻的职业道德和医学人文教育课。

　　“这一生，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终究没白来一回”

　　大医基础医学院的学生们对一位叫戴秉忠的遗体捐献志愿者非常熟悉，因为他也是他们的校外辅导员。他的“爱心”故事让大医的师生们备受感动。

　　戴秉忠退休前是化学领域的一名工程师，年轻时留学苏联。退休后，他把留学时的经历写成回忆文章发表，并把从苏联带回来的唱片及生活用具捐给了博物馆，最后决定捐赠遗体。他说：“捐献思想上的东西，捐献手头上的东西，最后捐献遗体，这一生，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终究没白来一回。”

　　戴秉忠老先生还将后事交代好，去世时请大医遗体捐献负责人徐飞给他穿化学研究者的白大褂，还请徐飞把他的心脏做成标本装到瓶子里，并亲自给标本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戴秉忠的爱心”。

　　人死后不一定“入土”才能“为安”

　　解剖学实验室主任徐飞同时也是大医遗体与器官捐献中心负责人，他有两部手机，一部私人手机，另一部是遗体捐献专用手机，24小时开机。这部捐献手机常常在深夜和凌晨响起，给他来电的，有的是通知志愿者离世的消息，有的是咨询捐献事宜，有的是捐献者家属询问志愿书是否可以作废，还有的询问遗体使用后的处理情况……据徐飞介绍，一般教学使用后的遗体骨灰统一进行海葬。

　　徐飞从2009年开始负责学校的遗体捐献工作，接触了许多捐赠者。捐赠者中有一位叫张贞慧的老人，是高校退休教师，自己生活俭朴，却行善半个世纪，不断向希望工程和慈善总会捐款，被评为“中国好人”。她95岁去世时捐献了遗体。有人说，张妈妈把自己捐了个干干净净。捐赠者还有一位是老红军，他觉得自己的命是战友拿命换回来的，去世时要为社会做最后的贡献。一对大医附属医院的医生夫妇为了医学事业发展，也都先后捐赠了遗体。让徐飞有点诧异的是，打电话表示要捐赠遗体的还有年轻人。

　　徐飞记得， 一次瓦房店杨家满族乡的两个农民打电话询问遗体捐献的事宜。他们当时都是38岁，身体很健康。其中一名姓娄的农民表示，自己有这种想法并非是一时冲动，而是源于自己在大连市内一家医院做护工时所受的触动。“在医院里，我经常看到有病人因医治无效或不知道病因就去世了。我那时就想，要是医学水平高一些，这些人可能就不会死了。后来我听说，如果能进行尸体解剖，以后再遇见类似患者就知道是什么病了。那时候我就决定，将来把自己的遗体捐了，用作医学解剖。”另一位于姓的农民说：“我现在正寻思着怎样说服家人，我们村里‘入土为安’的风气还是很重，但我却觉着人死后不一定‘入土’才能‘为安’。我想，如果我的遗体能为医学研究做点贡献，也是一种归宿吧。”

　　对于捐献，捐献者家属往往顾虑更多。为了改变大家对于遗体捐献的观念，徐飞筹建了“大连市红十字会遗体捐献志愿者服务队”，他们常利用休息时间走上街头，进行遗体捐献常识的宣传。徐飞还带领服务队走访了营口、丹东、庄河等省内多个城市，使得遗体捐献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如今，大医现已与辽宁省内6个市的红十字会签订遗体接受协议。目前，市红十字会、大医遗体和器官捐献中心已填表登记在册的遗体捐献志愿者共3000余人。为了表达对遗体捐献者的人文关怀，一有时间服务队队员就会到捐献登记者的家中去拜访他们，还自掏腰包为他们带去水果和礼品，表达对他们的尊敬和关心。

　　“宁愿让医学生们在我身上试划千刀，也不愿见到他们未来在病人身上错划一刀”

　　医学院校的解剖学实验室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充满福尔马林的味道，排列着令人望而生畏的标本。但大连医科大学的解剖馆呈现的是另一番景象：整洁的环境，盛开的鲜花，墙上贴着医学与艺术相结合的手绘解剖图谱，基本闻不到刺激性气味。解剖学实验室主任徐飞说，他请保洁阿姨养了这些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摆脱对解剖学的刻板印象。

　　大医临床及相关专业学生一般是在大二下学期开始上解剖实验课。2014级临床医学七年制学生刘晓婧对于上第一堂解剖实验课的情形仍记忆犹新：当大体标本从地下遗体库运上来时，每组同学面对遗体集体默哀，每个人对着冰柜里的遗体心里默默地表达感谢和祝福。在简单的启用仪式之后，他们才开始进行解剖。解剖时，每人会有不同分工，除了头部，从四肢到腹脏内腔，都要解剖一遍，这具遗体标本将伴随他们整个学期的学习。

　　正是在这些“无语良师”们身上，医学生掌握了每一根血管、每一根神经、每一个器官等人体的所有解剖结构。刘晓婧说，解剖时自己颇有当医生的感觉，而且通过解剖实验，对书本上画的解剖部位的理解更形象深刻了。一位遗体捐献者曾留言说：“我宁愿让医学生们在我身上试划千刀，也不愿见到他们未来在病人身上错划一刀。”

　　刘晓婧所在的小组和另一组共用一具遗体，一组8人。徐飞解释说，两组共用一具遗体，是因为遗体紧缺。学校每年有近1000名医学生需要学习局部解剖，按目前两组合用的方式，至少需要70具遗体，而2016年仅接收到47例捐赠。不足的部分学校只能与其他医学院校商量互相支援。“解剖学是医学院校的基础课。为了保证医学生的培养质量，解剖课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遗体标本。”徐飞强调说。

　　为了缅怀遗体捐献者，大连医科大学建立了遗体捐献纪念馆，并于2014年10月16日正式开馆。馆里定期开展纪念活动，学校要求刚入学的新生和新入职的教职工都要到纪念馆进行参观，以培养师生对生命的关爱和医学人文精神。纪念馆的“仰止厅”内陈列着自1993年起所接收的324名遗体捐献者的照片。捐献者中有14对夫妻，1对母子，年龄最大的99岁，最小的才出生3天。他们当中既有军人、教师、医师、护士，也有普通的工人、农民、残障人士和孤寡老人，还有大医自己的教职工及其家属。照片下面，堆满了学生折的千纸鹤，上面写着各种感谢和祝福的话语。

　　清明节前夕，大医与大连市红十字会将在旅顺大黑石将军山公墓举行2017年遗体和器官捐献者追思会，百名学生深情吟诵自己创作的诗歌《爱与善的馈赠》，表达莘莘学子们对捐献者的崇敬和感激。追思会上，他们以希波克拉底的名义郑重承诺：“爱的接力棒将在医学生手中传递，生命的火种将在医学生心中燎原，决心践行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神圣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