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巩义：品味盛世文化 梦回宋朝皇陵

　　开一代规制

　　北宋皇陵坐落在郑州巩义，约160平方公里。北宋共历九帝，除徽、钦二帝被金兵掳去，囚死在漠北（今吉林省扶余市）外，其余七帝皆安葬于此，加上赵匡胤父亲赵宏殷，徽、钦二帝的衣冠冢，俗称九帝十陵。围绕帝陵，还附葬有皇后、皇妃、皇亲、皇族、宋代名将勋臣等墓葬一千余座，形成了规模庞大、格局有序、体系完整的皇家陵园，被称为中国古代现存最为完好的三大帝陵之一。

　　北宋建都汴京（今开封），而陵墓修在巩义，陵区南对嵩山少室，北据黄河天险，东边群山绵亘，西为伊洛平原。山水相间，风光旖旎，景色艳丽，水涤土厚，按照当时的风水堪舆学说，应为“山高水来”的吉祥宝地。

　　如今，从郑州向西出发，不久便是重重丘陵和道道沟壑，连霍高速穿越其间，不是隧道就是桥梁。车出凤凰山，眼前开始豁然，渐渐出现了平缓起伏的沃野，巩义到了。只有站在那片土地上，你才能感受到它的独特，那里群山环抱，东有虎牢关把守，西有黑石关护卫，南有嵩山为屏，北有黄河做险，伊洛河与罗口河蜿蜒流淌其中，真是“河山四塞、巩固不拔”“山高水长、藏风聚气”。

　　宋陵的布局，是以宋太祖赵匡胤和他父亲为中心，子孙环绕而葬。按照皇帝安葬的顺序和自然环境，人们习惯将宋陵分为西村陵区、蔡庄陵区、孝义陵区和八陵陵区四个陵区。

　　陵园没有想象中的宏伟壮阔，却有许多不合常规之处，而这种传统与变革的结合，恰恰印证了宋代“变革”这一时代背景。

　　汉代帝陵，满山遍野分布，以示威武浩荡；唐代帝陵，以山为陵，凸显巍峨霸气。而宋代皇陵，则是将帝陵有序安葬于平原一隅，形成一个相对集中的陵区，压缩陵园

　　规模，减轻建陵的负担，体现出宋王朝的民本思想。以宋陵为开端，此后的明陵、清陵都遵宋制。

　　与历代帝陵居高临下，背山面水相反，宋陵葬于嵩山少室山脉之阴，北依伊洛河，面山背水，坐落在平缓的黄土岗地北坡，地貌呈南高北低，东穹北垂之势。宋陵从鹊台、乳台至上宫宫城逐渐斜降，陵台作为中心建筑，位于陵园的底凹处，这在古代帝陵建设上是唯一，它深受北宋盛行的阴阳堪舆术影响。

　　从宋太祖赵匡胤到宋哲宗赵煦，宋陵建设历经130余年，每位帝陵虽独成体系，但陵园的面积、上下宫的布局、建筑、石像生仪仗、尺寸都齐整统一，不越雷池，这在过去的帝陵建设中是没有的，反映了北宋礼制制度的成熟和坚守，对明、清帝陵产生了深刻影响。

　　宋代陵寝制度的诸多创新，反映出宋代不循旧制的精神风貌。的确，那是一个创新的社会，城市坊市制度的打破，有了东京梦华；“杯酒释兵权”的成功，开启了文臣治世；社会管理的变革，激发了社会勃勃生机而使新事物层出不穷；程朱理学的酿就，崭新的社会秩序开始建立……正是有了创新，北宋才得以承前启后，开启规制，出现了人们津津乐道的盛世繁华，奠定了公元十世纪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格局。

　　创满目新风

　　宋陵历经沧桑，几经战火，大多夷为平地，除了建筑遗迹和部分石雕群外，今天已经无从再见宋陵地面建筑的原貌。整个陵区石雕原有1600多件，屡经破坏散失，尚存千余件，它们是在北宋130多年中，先后八次兴建完成的，体现了北宋时期石刻的艺术风格。徜徉其中，在墓冢荒丘与石雕仪仗间，仍让人感受到开启时代的扑面新风。

　　宋陵的新风，展现在陵园布局的规矩有序。现存八座陵园，面积与规制都是一样的，这与汉唐帝陵布局的散乱明显不同。宋陵陵园被称为兆域，平面为四方形，兆域内分为上宫、下宫和附葬的帝后陵，上宫为位居陵园中心的皇帝陵墓，下宫设在帝陵西北处，为日常祭祀皇帝的祀所。陵园的总体布局均采取对称形式，在自南至北的中轴线上，依次配置楼阁式的鹊台、乳台、石像生、南神门、献殿、陵台，陵台四周，围以神墙，神墙四面，各开神门，以所处方位命名，门前有雄狮护卫，四隅有角楼，陵园的周围，植枳子树和柏树。与唐代帝后合葬不同，宋代皇后是单独起陵，附于帝陵的西北方，地面布局与帝陵相同，只是规模小了许多。千年后，楼阙不在，遗址尚存，宋人的从新，奠定了新的帝陵葬制。

　　宋陵的新风，体现在石像生的浩荡工整。石像生排列在每座帝陵上宫的南神门到乳台间，自南向北沿神道两侧对称排开，分别为华表、象及驯象人、瑞禽、瑞兽、鞍马及控马官、虎、羊、各国使臣、武官、文官、武士、狮子以及南神门内的镇陵将军和宫人。宋陵石像生从公元963年建造永安陵开始雕造，到1076年永泰陵完成，完整展现了宋代造像艺术的风采，形象逼真，姿态生动，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

　　宋陵的新风，呈现在石像生中许多寓意深刻的新创。石像生中出现了象和驯象人，象为南亚之物，驯象人异服装扮，反映了中外交流万国来朝的景象。增添了传说中的瑞兽，瑞兽体形高大，独角隆额，象鼻阔口神态凶猛而生动有力，意在夸示帝王的德政，“圣者在位，则至”，取其“嘉瑞”之意。瑞禽是臆想中的神鸟，在背景是高山云雾的方形石碑之中，神鸟或屹立山巅，或腾空俯冲，或振翼雄峙，或展翅待飞，好似《庄子·逍遥游》中所描写的“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鲲鹏，象征帝王“鹏程万里”的宏伟意向。

　　宋陵的新风，体现在给石像生注入了生命，为时代变化和现实情感生活的写照。宋太宗时代，南北诸小国相继归降，大宋强势天下，太宗永熙陵石刻的人物形象高大雄健，气宇轩昂，体现出上升时期的景象。站在永熙陵前，会想起太宗一统南北的功业。而在宋真宗时，辽大举攻宋，真宗在胜利的形势下，同辽订立了以“赐”岁币的办法，求得与辽妥协的“澶渊之盟”，养痈遗患。真宗永定陵石刻中的文臣武将形象，与永熙陵迥然不同，显得低沉悲戚。望向永定陵时，似乎能体会到“澶渊之盟”的良苦用心。

　　每个帝陵的石刻群中，都有三对“客使”，这些人物形象，别具一格。宋代对外实行结盟政策，外族使节来往频繁。宋初时，太宗永熙陵的客使风格朴质，中期进入盛世，仁宗永昭陵的客使，则完全是另一种气象，他们双手捧贡品，身披大袍，凸显朝觐仪式的盛大庄重。此外，文臣武将也不再是没有表情的石俑，在石像生的面部刻画上，着力表现眉端紧锁、两眼向下、不胜悲戚之状，甚至从背影看，也能感受到那种哀悼的情绪，内心刻画极为深刻。

　　汉唐石雕，追求粗犷神似，宋代则突出细腻和精致，形象传神，成为中国古代雕塑发展史上的巅峰之作。宋陵石像生，一改汉唐时期粗壮近乎臃肿的比例，变得身材修长，脸形俊秀，面部如额骨、额丘、眉弓、下颌、双手等处，都做细微刻画，着力突出不同人物身份的相应情态，如文臣之雍容大度，客使之悲恸凄怆，镇陵将军之内在力量。衣纹也反映出体态变化与形体转折，特别是衣冠的配饰，如同写真，为人们了解宋代服饰提供了难得的参考。

　　宋陵石像生中的动物，更是生动传神，“东陵狮子西陵象，滹沱河上好石羊”为历代看客所传颂。象征太平祥和的大象，体形高大，镂空雕琢的象腿，如四根巨柱，象头饰满璎珞，身披鞯褥，神态沉着，几如真象。石狮或立、或蹲、或行走，神态自如，少了些凶猛，多了些护卫的温顺。石虎虽为坐姿，但张口怒目，锯牙钩爪，体现帝王的威严。而石羊昂首祥卧，四腿跪地，远远望去，宛如活羊。尤其是瑞禽的雕刻，多用大刀阔斧的粗线和倾斜面表现，充满动感和力感，充分展现出石雕的特有效果。

　　宋陵的新风是那个时代新风的缔造，正是宋代文章、绘画、制瓷、建筑、生活诸多方面的焕然一新，才使宋陵石雕新风扑面！

石虎

蕃使

石羊